危机过后，许多广州民警夜夜做噩梦。闭上眼睛，眼前就是黑压压一片人，耳边是嘶哑的叫喊声。他们惊魂未定。他们忘不了，被困几十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旅客们在3万平方米的车站广场上，背靠背，胸贴胸，在连日的大雨中绝望地等待；他们忘不了，到处是惊恐无助的眼神，到处是母亲和孩子的哭喊声，每过几分钟就有人晕倒；他们忘不了，精神面临崩溃的旅客潮水一般冲击着民警们用血肉之躯组成的人墙；他们更忘不了，眼睁睁看着人墙中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广州市公安局长吴沙含着泪下命令：“给我顶住，谁撤下来我就撤谁……”
　　2008年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安保工作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大决战，惊心动魄的大决战让我们真切体会了“人定胜天”的万丈豪情！请读者朋友们跟随我的采访，一起回到2008年春节前夕的十几个日日夜夜里，去重新聆听那嘶哑的喊叫声，去回望那如潮的人流，那期待的目光，那一个个坚强的身影，重温那挥之不去的感动……

　　 我到广州市局采访的时候，吴沙局长正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这些日子太忙了，要接受媒体采访，要亲自登门去感谢广州军区、武警部队等参战单位，要准备马上召开的春运安保工作总结会和庆功表彰大会……
　　直到四天后，吴沙局长才叫人通知我，说他终于挤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了。这个时候，我的采访已经进入尾声，从众多的被采访对象的嘴里，听到了太多的关于吴局长的故事，我急切盼望见到他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吴沙局长中等个子，胖瘦适中，有一股将帅风范。由于征尘未洗，他的脸上看上去有些倦色，不过他奔放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握住我的手时第一句话就说：“很抱歉，一直没腾出时间跟你聊。来，你要问什么尽管问，我配合。”
　　他这么直爽，我也就开门见山了：“我想知道今年春运期间最危急的时候，吴局长心里有没有胆怯过？有没有想到万一广场上的局面失控，发生大面积踩踏事件，后果将是怎样？”
　　吴局长说：“春节前的十天，是我从警三十多年来最严峻的考验。省委书记汪洋总结说，几十万滞留旅客长时间积压在弹丸之地的火车站广场，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是偶然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出事后会怎么样，只是想决不能出事，因为一旦出事就是大事。不过我要说，今年春运安保工作没有出事是我们的幸运，最应当感谢的是那些滞留的旅客们，没有他们的理解和配合，我们要完成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我采访的所有民警都提到了这一点，都对滞留的旅客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广州市今年的春运是从1月23日开始的。跟往年一样，市公安局以越秀公安分局为主要力量，在越秀公安分局的流花地区成立了春运办公室。春运办公室制定了三级预案，火车站滞留旅客达到6万人启动一级预案，9万人启动二级预案，9万以上启动三级预案。
　　在广州火车站春运的历史上，只有1998年滞留旅客达到10万人，但持续时间很短，因此理论上说，启动三级预案的概率很小。
　　春运开始前两天，一切风平浪静，很多人表现出乐观态度。但是，1月25日上午11时，吴沙局长突然出现在春运办公室，要召开紧急会议。
　　吴沙局长对我说：“我从天气预报中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两天后得到消息，南方交通中断，16个机场关闭。”
　　这次会上，吴沙局长针对近期南方出现的恶劣天气，要求春运办协调各部门提前行动，从人、财、物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工作，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春运办要在市局的指挥下迅速投入到应急处置工作中去。
　　吴沙局长坦城地说：“虽然当时预感到今年春运形势紧迫，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局面。”
　　我在采访市局副局长何靖的时候，对于这一点，他有些遗憾地说：“我们原来的预案考虑得不充分，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就是教训。”
　　就在吴局长开完会后，春运办的一些工作人员虽然各项工作都按照要求落实了，但并没有做好打恶仗的心理准备，觉得就算是突破10万人，三级预案也足够应付了。
　　事实上，1月25日，火车站确实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火车站售出的当日车票不到18万张，始发列车93列，发送旅客17万多人，滞留不到1万人，似乎还算正常。下午3点30分，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在吴沙局长的陪同下，对春运工作进行了检查，一切也都井然有序。从留下来的资料片上看，张桂芳副书记满脸笑容，从容自如。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轨道在行进。
　　但到了晚上，形势急转直下。京广铁路线衡阳至郴州段因为恶劣天气出现凝冻，电力供应不足，广州始发列车大面积晚点，站外滞留旅客接近5万人。同时，由于连续降雨，聚集站外的旅客无处容身。
　　“来得太突然！”吴沙局长点上一支烟。采访的时候听说，在最紧张的那十天，吴局长吃不下睡不着，消化得最多的就是烟，每天要抽掉4包。于是我就当面求证这个传闻。
　　吴局长说：“是，我原来抽得不多。张广宁市长讨厌抽烟，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不让我抽。可这一次，他跟我在指挥部视频监控室里，看我太累太困了，主动跟我说，想抽就抽吧，抽支烟提提神。”吴局长举起手里的烟，笑了笑，“这就是张广宁市长送的烟。”
　　他吸了一口，看那样子像是在享受烟的味道，在享受战胜困难后的宁静时光。在那十几个日夜里，他虽然抽了很多烟，其实并没有品出烟是什么味道。
　　吴沙局长在市局春运办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春运办在交警支队的配合下，先后封锁了广州火车站广场出租车停靠区、东广场公交车场和场外的公交车道，以及广场对面的内环路段。封路工作进行到1月26日凌晨2点结束。
　　广州站坐北朝南，正前方是一条环市路，有4条路口正对着火车站广场，从东向西分别是解放北路、人民北路、站前路、站南路。火车站广场正面的环市路段，正好是一条二三百米长的高架桥。环市路段东西两边设卡封锁后，高架桥下就成了旅客避雨的场所。这座高架桥下可以容纳5万人，在2008年的春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春运指挥部的救命稻草。后来在火车站广场滞留旅客爆满的时候，民警又封锁了人民北路、站前路、站南路三个路口，把火车站广场以及周边区域变成一座滞留旅客的大“水库”，民警们根据其中的容量“注水”或“放流”。
　　26日上午9点，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铁路中断的情况，此时广州站上行79列、下行57列火车已经停开；10点30分，广铁集团、省交通厅和市春运办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所有售票点停止售票，改为退票点，并通过各大新闻媒体发表了《致广大旅客的公开信》，采取了四项应急措施：一是暂停售票，二是全额退票，三是延长车票有效期，四是全力做好旅客安抚和服务工作。
　　公开信发表后，从1月27日到31日，大约有32万人退了票，缓解了广州火车站的压力。按照民警们的推算，铁路方面预售了6天的火车票，只要坚持到1月31日，旅客洪流就基本过去了。然而一直到了2月4号，滞留旅客依旧达20多万人。后来铁路部门解释，说他们是预售了10天的火车票。一位民警指挥员伤心地说：“最初那段时间，我们跟铁路方面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们不知道铁路方面每天售出了多少张火车票，也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趟始发列车、能运走多少旅客，我们完全成了瞎子，在盲目作战。”
　　为了能尽快掌握信息，广州市公安局春运办只好派出许多观察员，安插在广场周边的各个区域，用眼睛观察旅客人数的变化，每隔一个小时就向指挥部报告一次；还派人坐在火车站内的车次公告屏幕前，随时向指挥部报告始发列车和晚点列车的数量。“落后和原始的信息渠道，给我们春运安保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位指挥员感慨地说。
　　1月27日11点40分，吴沙局长主持召开了市局紧急会议，决定将市局指挥中心前移，与设在越秀区公安分局流花地区的春运安保指挥部合并，成立了应急指挥部。从这一天开始，他就亲自坐镇视频监控中心统一指挥。市局指挥中心的领导跟随吴沙局长进驻应急指挥部。
　　前一天的下午2点，火车站广场滞留旅客达到了6万人，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一级预案，向广场增派400名警力。下午5点，广州站所有始发列车基本停开。晚上7点，火车站地区滞留旅客达9万人，应急指挥部启动二级预案，增派第二批警力900人。到了27日凌晨，滞留旅客突破10万人，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最高级别的三级预案，接连增派了1200名警力。
　　短短12个小时内，广州市局连续启动了三级安保预案，而人流却在源源不断地朝火车站广场涌来。
　　吴沙局长通过视频监控的大屏幕看着黑压压的人群，他意识到这么多人堆在一起，时间久了肯定要出事。于是他向广州市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广州市政府春运办动用了200辆公交车，分成5个小组，在民警们的协助下，首先把广场上滞留的旅客按照车次划分了区域，将旅客运送到广交会流花展馆临时安置点休息。
　　转移行动于27日凌晨2点开始，200辆公交车浩浩荡荡开过来，预示着2008年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将是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在火车站东广场，50多名武警官兵在临时候车室3米一岗呈一字排开，通往公交车站的通道两旁，民警们排成的人墙形成了一条安全通道。广铁职院的学生志愿者手持高音喇叭和车次牌子，走在人流前面引路，一边走一边手持喇叭呼喊，让自己所带车次的旅客跟上。每位志愿者的身后，都有3名民警护驾。
　　交易会流花展馆内灯火通明，里面早就备好了旅客所需的物品。然而被转移来的旅客们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不是奔食品和饮水而去，而是跑向厕所，一时间厕所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随着旅客不断增多，展馆内维护秩序的警力严重不足，春运指挥部立即调遣150名警力赶去增援。到早晨6点，流花展馆转移旅客突破5万，转移行动只好告一段落，200辆公交车暂时打道回府。
　　下午2点，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省公安厅长梁伟发、市公安局长吴沙的陪同下，到广州火车站西广场现场视察，并来到市局春运应急指挥部的视频监控中心了解情况。吴沙局长告诉孟建柱部长，广州市局有几百名便衣民警“潜伏”在广场各个角落，在旅客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随时出现在他们身边。孟建柱部长说：“广州站的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全国大城市治安复杂地区，都可以借鉴广州火车站的管治方式。”
　　吴沙局长又接上了一支烟，对我说：“孟部长离开指挥部的时候，指示一定不能出现群死群伤事件。”之后，他很长时间只抽烟不说话。很显然，孟部长那句话的分量，至今还压在他的胸口上。
　　这是中国警察的最高指挥官对广州市局今年的春运工作提出的唯一标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何其艰难！因为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广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每天以10万人的速度滚雪球似的增加着。

 

　　 广州火车站候车室前的广场分为东广场、西广场和中广场。原来这三个广场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火车站广场出现大面积旅客滞留后，铁路方面为了减轻旅客对火车站候车大厅的压力，把三个广场封闭起来作为缓冲区，并在中广场内搭建了9个雨棚，分批将广场外围的旅客放进雨棚内候车，再从雨棚内分批进入车站候车室。
　　三个广场可以容纳6万人，外面人山人海，里面就那么空闲着，它像一块肥肉一样，吸引着几十万旅客的眼球。旅客们明白，他们要回家，就必须进入中广场的雨棚内，要进入雨棚内，首先要闯过民警的防线。
　　吴沙局长说：“火车站得到了缓冲，可把压力转移给了民警，我们几次要求火车站方面开放广场，都没有得到同意。”
　　压力最大的地方当属广场外的几个闸口。这几个闸口分别在东、西广场和中广场外，那里设置了一道道铁栅栏，还有几道由民警组成的人墙。尽管这样，在雨中站了十几个小时的旅客还是把铁栅栏挤弯了，民警组成的人墙节节退缩，一旦决堤，最先被人流淹没的就是这些民警们。而闸口一旦决堤，极容易造成踩踏死伤事件。民警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拼了命扛着，等待指挥部传来“放流”的命令。
　　民警把放人叫做“开闸”或“放流”。他们说每一次“放流”，就等于过了一次鬼门关。闸口只有6米多宽，密密实实的旅客都挤在民警们用肩头顶住的铁栅栏上，如何打开铁栅栏就是一个大问题。旅客们看到要开闸了，都争先恐后朝前涌，民警的动作慢了，铁栅栏就成了洪水中的暗礁，只要有一个旅客被绊倒，后面就可能倒下一片，踩踏死伤在所难免。因此他们在得到开闸命令的时候，首先手持喇叭向旅客宣传，请前几排的旅客退后一点，将闸口的铁栅栏快速打开，并由几排民警组成人墙控制人流速度。
　　然而，什么时候放人，放多少人进去，完全由火车站方面说了算。火车站通知春运指挥部后，指挥部再给一线指挥员下命令。然后火车站方面计算着时间，估计差不多了，就通知指挥部关闸。火车站方面并不知道，民警们接到命令后，需要向群众做宣传，做好开闸的必要准备，还要组成“捞人”小分队，负责在人流中救助那些摔倒的旅客，所以常常是得到指挥部命令后，刚开闸几分钟，就又接到关闸的命令。
　　关闸比开闸还难。面对滚滚的人流，民警们不能直接把铁栅栏拉上，只能用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民警组成一个大沙包，选择人流相对稀薄的地方，快速穿插进去，用脊背堵住人流，等前面的民警把铁栅栏封堵上后再撤离。因此，他们身上免不了要青一块紫一块的。
　　提起火车站前面的三个广场，市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春运办副主任彭国安不由摇了摇头说：“旅客瞪圆了眼睛看着那块空地，在他们看来，只要进入那个区域，就等于回家了。”
　　27日凌晨3点，东广场外的旅客终于受不了了。他们挤得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而广场中间却空空荡荡，他们开始向闸口冲击，形势十分危急。彭国安跟越秀公安分局副局长、春运办副主任戚凡科在没有得到火车站通知的情况下，私自放了1万多人进入广场。铁路方面很气愤，给广州市局春运指挥部打电话，表示强烈不满。后来市局何靖副局长批评他们说：“你们俩胆子够大的！”
　　彭国安对我说：“当时那种情况，胆子不大不行啊，万一闸口被冲开，事情就更大了。”
　　当时在现场的民警的确都想让旅客尽快进入火车站，早一天回家。彭国安说：“我看到的不是民警的辛苦，而是旅客渴盼的眼神和他们一身的疲惫，他们太不容易了。”
　　白云公安分局巡警大队政委李志文是这样说的：“一个挨一个的人头，望不到边际……到了晚上，整个人群处于半睡眠状态，人群麦浪一样晃动着。衣服被雨水打湿了，又在体温的烘烤中蒸发。橘黄色的灯光下冒着一片白气，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偌大的温泉。”李志文动情了，“如果里面有你的兄弟姐妹，你会怎么想？”我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最后，李志文自己回答了自己的话：“那些旅客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看了心疼，我们只有尽量躲开他们期盼的目光！”
　　越秀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市春运办副主任戚凡科告诉我，有一次他到广场协助放人，看到一个女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蹲下小便，他当时急忙转过身子。“我转过身子的时候，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
　　据统计，清洁工人每天从火车站广场清理出的垃圾超过100吨。
　　然而，忍耐总是有限度的，中心广场这块“肥肉”的巨大诱惑，终于让饥寒中的旅客恼怒了。
　　1月28 日凌晨4点，环市路上聚集的人群已经散去。按说，此时车站广场应该处于黎明前相对平静的时候。今天不然，火车站东、西广场外不足1000米的地方，却黑压压聚集了4万多人，这些人是被疏导到流花展馆休息的，听到有人传说今晚火车站“放流”，就重新跑回了广场。流花展馆距离广场很近，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然而，重新回到广场的旅客却被民警们组成的人墙拦在外面。他们不理解，火车站中心广场那么大的空地，为什么不让进去？在他们眼里，火车站候车大楼就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只要推开横在前面的铁栅栏，冲破几百名警察组成的人墙，回家的路就没有障碍了。天空依旧飘着雨，人群的情绪渐渐有些失控了，波浪一个接一个翻滚着扑向闸口的铁栅栏，民警们组成的安全防护人墙岌岌可危。
　　放还是不放？现场负责的越秀分局民警李卫加也是“老春运”了，但此时他却拿不定主意。放人，眼前的旅客情绪激动，铁栅栏打开，一定会疯狂地朝火车站奔跑，万一发生踩踏事件怎么办？他只好立即向指挥部请示。
　　此时，广州市公安局春运办的龚文武刚刚根据指挥部研究的作战方案，绘制出增援警力部署图，他抽出一支烟准备喘口气，就听见楼道里有人喊：“龚科，火车站现场情况紧急，请你过去看看。”
　　龚文武撒腿跑到视频监控室。他在监视屏幕上看到，东广场一处铁栅栏被人群冲开，跨越铁栅栏的旅客拼命朝中广场跑去，民警们冒死堵住了冲破的防线。龚文武觉得这样堵下去不是办法，旅客的情绪已经失控，如果不及时分流，天亮时分等到大批旅客汇聚过来，这地方就会被挤压成铁板一块，那时候放人更难了。
　　“放人，必须马上放人！”
　　龚文武的话一出口，就引起了争论，有主张放的，有坚决反对的。反对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几万人从一个只有6米宽的小口子通过，压力太大了。
　　怎么才能减缓压力？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龚文武说：“从尾部放人。”他拿出一张火车站平面图，“东广场外放人的口子继续封堵着，一定要坚持住。大家往这里看，东广场与环市路相邻处，我们设有两个向中广场放人的口子，现在都封着。我们打开一个，然后动员后面的群众从打开的口子进入中广场，这样就可以逐渐减缓前方的压力。”
　　一位指挥员说：“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东广场已经是人贴人了，一旦后面的旅客动起来，大家都掉头往后跑，难保不出现骚乱。”
　　龚文武满怀信心地说：“不会的，尾部的旅客看不到前面闸口处的情况，密度比前方要松散，旅客朝后走的时候，可以进行缓冲。另外，这时候旅客的注意力都在前面，群众往后走的时候有个过程，不会突然间失控。”
　　龚文武掏出对讲机，向市公安局春运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黎宇轩请示。黎宇轩同意了。
　　靠近环市路的口子打开了，几十名民警快速插入旅客尾部，手持喇叭劝导旅客往后走。最初旅客们将信将疑，犹犹豫豫地跟着民警朝后走去。慢慢地，人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中间被挤压成铁板一块的人群开始松动，大批旅客朝后面涌来，秩序有些混乱。
　　每次放人前，民警们都要组成救人小组，眼睛死死盯住涌过来的人流。一个旅客摔倒了，人流中形成一个大漩涡，民警们立即冲上去将他扶起来。一个旅客的行李丢了，他回身逆着人流想捡起来，然而他没有想到，只要他弯下腰去，就会有上千只脚从他身上踩过。危急之时，眼疾手快的民警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像甩沙包一样甩到一边，同时用脚将地上的行李踢开，防止绊倒后面的旅客。
　　龚文武一看不好，喊道：“把前面另一个闸口打开！”
　　中间部位的另一个闸口也打开了，奔涌的人流拐了个弯，又变得有序起来。
　　一个小时后，放流工作结束了，龚文武急忙返回春运指挥部，因为6点30分指挥部要召开一线指挥员的例行碰头会，他要把绘制好的增援警力部署图发到每位一线指挥员手里。

 

　　龚文武是我到广州市公安局采访到的第一个人。我在广州市公安局春运应急指挥部的大会议室里见到了他，一个黑不溜秋的家伙。他眼睛里还残留着血丝。
　　春运指挥部就设在流花地区视频监控中心的8楼，对面的站南路直通火车站广场，也就15分钟的路程。龚文武挥了挥手说：“你看，这就是春运指挥部的作战室，所有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
　　龚文武首先提到的是1月28日下午3点30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市长张广宁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广州火车站检查春运工作时，在这个会议室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广州火车站广场滞留旅客达到了20多万人，汪洋书记指示：一、制定广州火车站周边地区的交通管制方案，马上调集流动厕所进入火车站广场；二、继续实施异地安置应急预案，加强旅客的疏散和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旅客不受饿挨冻，有病可医；三、及时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派发宣传单等各种方式，向旅客通报天气和铁路、公路交通最新情况，同时公布退票政策，不限时间、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组织车辆及时运送放弃返乡的旅客回到工作地；四、要求市属企业做好外来工留在当地过年的工作，并请示省政府要求全省各地予以配合，想方设法减少旅客继续向广州火车站等地聚集……
　　广州市政府春运办根据汪洋书记的指示，开设了13个应急安置场地，分流安置广场上滞留的旅客。旅客被转移到各个分流点，在那里检票，然后乘坐大巴车走专用通道直接上火车。同时，为了堵住涌往火车站广场的人流，通往火车站的地铁出口实行管制，大多数出口关闭。
　　广州市局春运指挥部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幅作战指挥图。所谓的作战图，就是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以及周边地区的平面图上，详细标出应当实行交通管制的区域、封闭的路口、分段截流的位置，以及各区域的警力部署。最初几天，汇集在广场的人潮跟海水有些相似，到了晚上也会略微退潮，部分旅客回到住地或就近寻找旅店过夜，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又赶到火车站广场。市局春运指挥部就利用后半夜的喘息之机，抓紧研究制定第二天的作战方案。最初的第一张作战图是吴沙局长在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平面图上勾画出来的。到了1月28日，吴沙局长又把火车站广场地区分为核心区、内围控制区和外围疏导区3个区，2月3日调整为7个区、18个段，4日又扩大至9个区、24个段。区域划分给作战指挥带来很大的方便。
　　指挥部的墙上还张贴着每天火车站发送和滞留旅客的对照表。从对照表上可以看出，1月28日，铁路方面卖出18多万张票，实际才发送了8万多人；29日卖出19万张票，实际发送6万多人；到了31日，预计滞留的旅客已经超过60万人。
　　这时候，许多民警一上岗就是24个小时，最长的已经顶了50多个小时了，然而广场周边的各个区域警力还是严重不足，对讲机里传来的告急声此起彼伏。
　　吴沙局长决定向广东武警某师求援。

 

　　 广州市局得到了武警广东某师的增援，但火车站广场的警力依然吃紧。到了1月29日，形势似乎比前一天更严峻了，连日来滞留的旅客已经逼近50万人。
　　对于广州火车站来说，这近乎于一个天文数字。事实上，滞留的旅客还在不断增加。中午时分，交易会流花展馆一二层已经饱和，旅客突破6万人，展馆紧急开放第三层。此时馆内已经是垃圾遍地，空气也变得污浊起来。即使这样，到了下午3点，又有1万多名旅客被转移到了这里。
　　广州火车站这边忙得焦头烂额，广州白云机场那边又告急了。这几天，白云机场每天延误航班200多个，取消航班30多个，滞留旅客2万多人，许多旅客已经等待了几天了。1月29日中午11点左右，100多名飞往郑州的乘客围住了东星航空的柜台，质问原本安排的班机为何取消了。28日上午7点钟，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通知旅客，前往郑州的班机已经在机场待命，请他们赶快办理登机手续。100多名旅客过了安检才发现，已经有不少旅客等候在飞机前了，他们根本上不去飞机，于是这些旅客就冲到飞机跑道上，阻止飞机起飞，有的甚至抱住了飞机轮子。另一拨旅客也不退让，双方僵持着，直到下午4点多，东星航空一架由郑州飞来的航班落地，150多名旅客上了这架飞机，事件才得以解决。
　　29日中午12点，白云机场南航柜台前突然聚集了几百人，旅客情绪激动，要求南航尽快安排他们回家。这些乘客自26日以来一直滞留在机场，大部分是飞往武汉和长沙的。飞往武汉的旅客对机场一位姓高的经理说：“我们老家来电话了，那边天气很好，机场已经开放，为什么不能起飞？”
　　高经理马上要去联系，但一些人让他现场联系，拦住了他说：“看来你要多陪我们一会儿，先吃个面包吧。”说着有人把一个面包递过去。
　　高经理无奈地说：“我也想让你们回家，现在有1400多去往武汉的人受困，天气这么糟，我有什么办法？”
　　旅客们熬到下午3点左右，情绪开始失控，一些女旅客又哭又叫的，砸烂了机场的公共设置。有的旅客动手打了售票小姐，吓得机场柜台前的工作人员都跑了。有200多名飞往长沙的旅客冲出登机口，强行抢占飞机，堵塞登机通道和安检通道，拦截其他即将起飞的飞机。他们说：“我们走不了，你们也别走！”
　　民航公安局长给吴沙局长打电话，请求支援。吴沙局长火速赶过去，刚一进机场候机大厅，就被很多旅客围住了。他们看吴局长的样子像个领导，就向他诉苦，说他们在机场等了十几个小时了，行李都托运了，登记牌也办理了，可就是进不了候机厅。
　　后来，吴沙局长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机场虽然滞留了两三万人，但大多数人都被机场安置在附近的酒店休息，候机大厅也就几千人。我很不理解，他们有吃有喝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等候十几个小时就闹事了。你再看看火车站广场上几十万滞留的旅客，他们在风雨中人贴人站着，挤得喘不过气来，可以说度日如年，但绝大部分人依然体谅政府的难处，给予民警充分的理解，自觉配合民警的工作。他们可能没有机场旅客有文化，也没有机场旅客有钱，可他们比机场旅客更宽容，更有良心，更有素质！”
　　为了稳定白云机场的局势，吴沙局长不得不从花都公安分局紧急调拨150名警力、从武警广州市支队调去60名官兵到机场增援。
　　处理完白云机场的危机，指挥部何靖副局长就给吴沙局长打电话，说广州火车站广场快顶不住了。吴沙局长急忙调头返回指挥部。
　　此时，火车站广场上几万名旅客一起喊叫：“放人！放人！放人！”
　　听到“放人”两个字，吴沙局长的头皮就发紧，因为放人是最容易出现踩踏事件的。每次放人的时候，吴沙局长就站在指挥部的大屏幕前，眼睛紧紧盯住人流。有一次，六榕派出所的教导员张俭在现场指挥开闸放人，人流控制得很好，秩序井然。吴沙局长看到后，夸赞这个指挥员有办法，说：“像这样的人，要提拔！”
　　然而到了半夜放人的时候，吴沙局长从视频监控屏幕上看到一个闸口打开后，该关闸了却迟迟不关。监控室负责指挥的戚凡科和刘玉裕通过对讲机喊话，一线指挥员像没有听到一样。吴沙局长急了，夺过刘玉裕的对讲机喊：“我是吴沙，快关闸，再不关，我撤了你！”
　　六榕派出所教导员张俭介绍说，有一次放人之前，闸口已经出现了险情，阻挡人群的铁栅栏被推出一个弓形大包，眼看就要崩了。于是他就带着10名实习民警，到最前排清理旅客，可排在前面的旅客谁都不愿意离开。一位实习民警去拽一个女旅客，被女旅客挥手抽了一个大嘴巴，把实习民警打蒙了。张俭忙上前护住实习民警，同时想把女旅客从前面拽开，但刚刚伸手，女旅客又挥动一个塑料袋子朝张俭砸过去，塑料袋内装了五六个苹果，像石头蛋子一样砸在张俭的头上，他身子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张俭顾不得那么多了，抓住女旅客狠劲儿拽到后面，她又嚷又叫，说要投诉。前面的旅客看到张俭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了，主动配合民警后退，挤弯了的铁栅栏终于恢复正常。
　　处理完危机，张俭跑到后面对那位女旅客说：“谢谢你刚才配合我的工作。我现在给你说一万个道歉，不过你依然有权投诉我。”
　　张俭问我：“你知道每次放完人后，我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我摇头。
　　他说：“每次放完人，我赶快看地面，看地上有没有躺着人，没有人躺在地上，就松了一口气，心里说，又过了一关。”
　　29日那天，张俭上岗后就没有撤下去，连续坚守了30多个小时。第二天凌晨，火车站东边民航售票处对面的高架桥上，一名女旅客试图攀越高架桥走捷径进入广场，不慎从桥上摔了下去，指挥部立即通知附近的张俭赶去处置。
　　张俭带着10名武警战士跑过去的时候，女旅客已经昏迷，头部大量出血。高架桥有3层楼的高度，女旅客一定摔得不轻。张俭不懂医，忙去火车站广场的医疗服务站找医生帮忙。可他没想到，那位女医生根本没力气从人缝中挤到高架桥那边。张俭让武警战士把女医生举在头顶上，一路把她举到了高架桥下。女医生一看地上的旅客就说：“不能搬，要把她平躺着抬走。”
　　平躺着抬要有担架，这时候上哪儿找呀？张俭四下打量着，突然灵机一动，把身边的一个铁栅栏放倒，铺上自己的大衣，让武警战士把女旅客抬到一公里外的警车上。
　　张俭回到自己岗位上的时候，广场的大喇叭正向旅客广播公告：广场外的旅客请注意，市政府和广铁集团已经安排交易会馆等多个异地候车室。只有前往异地候车室候车的旅客才能乘坐大巴车进入广州火车站。请大家不要在现场滞留、等候，尽快前往异地候车室乘车进入火车站。
　　1月30日上午，广州火车站广场被风雨笼罩着。就在这个时候，温家宝总理从火车站风尘仆仆地走出来，走进了对面的雨棚内看望滞留的旅客。温总理对旅客问寒问暖后，向旅客承诺，一定能够安全地把他们送回家过年。广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温总理在火车站广场检查工作之后，又冒雨去广州天河区的南方电网公司考察了电力供给情况。上午11点10分，市局春运指挥中心的电话急促地响起，吴沙局长接完电话后，面对监控屏幕双眉紧皱，抿紧了嘴唇。温总理视察完南方电网公司，突然临时决定返回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省汽车站，去看望那里的滞留旅客，了解汽车运营情况。火车站广场周边滞留了20多万旅客，通往火车站的各条路段都挤满了，温总理的车队怎么经过？
　　吴沙局长转身的时候，正好看到了春运办的龚文武。“龚文武，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机动力量？”
　　龚文武说：“报告吴局长，现场只有180名警力，其中西广场有80名待命的武警官兵，交易会馆有市局100名备勤警力。”
　　吴沙打量着龚文武，略微思考了一会儿，似乎在琢磨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是否可靠。最终，他果断地说：“温家宝总理临时决定视察省汽车站，10多分钟后车队就经过广场，现在各条路口都人满为患。你马上调集所有警力赶到现场，由你负责维护路线秩序，确保车队和群众安全！”
　　11点20分，温总理车队顺利通过警戒区域。龚文武看着远去的车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                                 巅峰之战方显英雄本色，

 

我在采访广州市局春运指挥部的指挥员和一线民警的时候，问今年春运哪一天是最危急的时候，回答完全一致：1月31日到2月2日，是我们的生死之战。

其实在1月30日之前，广州政府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诚恳地动员外来务工人员留在广州过年，他们派人跟当地企业协商，让企业尽可能地挽留安置外来务工人员，并组织专门车辆，将退票的旅客送回住地，并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留下来过年吧，广州也是你们的家。”这句很有感染力的宣传词温暖了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心，很多人放弃了回家过年的打算。再加上广州民警得力的疏导分流，广州火车站的形势明显好转。早在1月26日火车站就停止对外售票，之前预售了6天的火车票，从时间上推算，30日和31日应该是旅客发送的尾声了。何靖副局长甚至乐观地告诉一线指挥员，只要挺过了30日，就胜券在握了。

民警们确实看到了希望。截至31日下午1点，人民北路闸口处只有100多人，流花会馆从原有的6万人减少到了400多人，火车站广场上也只有8万多人。危机似乎过去了。

但是，下午3点左右，广州火车站周边的几个路口突然人流如潮，旅客们冲开了闸口，疯狂地奔向火车站广场，广场像个大水池，顷刻间被人流注满了。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广场上增加了10万多人，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降临了。

站在指挥部视频监控大屏幕前的吴沙惊呆了，从哪儿冒出这么多人？旁边的一位指挥员提醒说：“昨天温家宝总理离开广州，今天铁路方面通过媒体发布了消息，铁路恢复运力，很快就能让滞留旅客回家过年。”

媒体的这条信息误导了很多回家的旅客，那些已经退了票的外来务工人员又回来了。

市局春运办副主任戚凡科说：“31号那天大家都傻眼了。我当时有些绝望，原以为危机挺过去了，没想到才刚刚开始。我双腿发软了，只能听天由命。”

广场上的旅客越积越多。前一阶段，由于一连几天火车晚点或停开，广场上积压了太多的旅客，车站方面无法按车票日期检票上车，于是采取了不对号入座的方式，只要是去往同一个方向的，都可以上车。这给旅客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谁有力气、有运气，谁就可以挤上车，因而不少持有2月1日和2日车票的旅客也赶来了。

为此，市政府春运办决定，在火车站广场候车的旅客一律不能上车，必须先转移到外边的疏散点，然后统一乘坐大巴，经过特殊通道直接上火车。在最远的琶洲会展中心，市政府春运办动用了地铁专列，将那里集中的旅客源源不断地运往火车站内。

广场上的三个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市政府春运办和市局春运办的公告。这三个大喇叭每个重50公斤，功率达到400W，能覆盖400米的范围，分别安装在广州车站广场中央警卫室屋顶的三个朝向。据说头一天火车站滞留旅客突破20多万，3万多平方米的广场周边到处挤满了人，原有的广播系统在这种嘈杂的场面中基本失去作用，民警们只好开着公安广播专用车四处广播，但依然不能有效覆盖整个区域。广州市民营企业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从新闻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建议公司设计一套可以覆盖整个广场的广播系统，无偿提供给政府使用。当晚，该公司技术人员连夜赶制出三个“大号角”。1月31日上午，新出炉的“大号角”在民警的护送下运进了火车站中心广场。

然而大喇叭的声音并没有阻止蜂拥而来的人流。1月31日傍晚5点40分，广场旅客已经突破24万。

一位背着孩子的母亲在人流中拼命挤着。突然，母亲背上的孩子被人流挤丢了，200多名民警立即封锁了人群，从里面把孩子救出来。站在大屏幕前的吴沙局长看到这一幕，觉得这种局面太危险了，决定开闸放人。他知道只要口子一开，一定是洪流滚滚，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于是立即调兵遣将，让200名武警官兵火速增援。民警和武警组成了8层人墙，拦在旅客前面，以减缓人流的速度。即使这样，当闸口打开时，8层人墙被人流冲得节节后退。

31日晚6点30分，省公安厅长梁伟发赶来了，他看着大屏幕上的人潮，问现场指挥的副局长何靖：“我们现在有多少警力？”

何靖说：“现场有5000多人，第二批马上赶到。”

梁伟发感觉事态严重，立即拨通边防广东总队政委的电话，要求增援。

此时的指挥部视频监控室里，对讲机的呼叫声接连不断。

晚6点35分，张广宁市长来到指挥部坐镇指挥。

晚9点，广场上喊声震天，许多人开始冲击护栏。民警势单力薄，中广场岗亭附近的人堤被冲开一个口子，旅客冲进候车室。民警们舍生忘死封堵缺口。

晚9点30分，火车站外围的环市西路、人民北路和广园路，均被旅客填满了，就像结了冰一样凝固在那里，绵延几里路。

晚9点43分，梁伟发看着视频监控镜头说：“现在西广场的人太多了，危险性很大，立即组织警力对人群进行切割，然后一块块分散疏导出去，防止发生踩踏事件。”

晚10点20分，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随后向一线指挥员发布命令，不再允许旅客进入东广场。

晚10点25分，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赶到指挥部，听取了吴沙局长的汇报后，问吴沙局长：“警力怎么样？”

吴沙说：“严重不足。”

朱小丹说：“调预备役，写报告，同时请求广州军区增援。”

随后，朱小丹书记跟广东省公安厅长梁伟发和市局吴沙局长研究对策，决定立即对东广场实行分流。朱小丹书记和市委副书记张桂芳等人，在视频监控室一直坐到2月1日零点，眼睛一直没离开大屏幕上的人流。

2月1日零时22分，指挥部启动新方案，将火车站外围全部封闭，东边解放路口的大北立交桥至西边广园西路口全线封闭，在人民北路、站前路、站南路、民航售票处的双向路段以及省汽车站双向路段设置护栏，派警力把守，拦截外围涌来的旅客，减缓广场压力。

2月1日凌晨2点30分，广场人流减缓，朱小丹书记疲惫地离去。走进电梯的时候，他回身对送行的民警说：“要拿出舍我其谁的精神克服困难。”

朱小丹书记走了，凌晨3点，市长张广宁又回来了，他对吴沙局长说：“我原希望30日是最困难的时候，挺过去就好了，可现在情况有变，必须赶紧拿出新方案。”

吴沙局长告诉我：“31日这天，我的头脑有些发木了。到处是险情，到处是请求增援的呼叫，上午每班岗派出了6000民警，下午又上了6000民警，而且上去就撤不下来了，因为实在没有警力顶上去了。”

市局春运办主任黎宇轩说：“ 31号晚7点换岗的时候，许多一线指挥员向指挥部呼叫，说他们已经顶了几十个小时，要求换岗。吴沙局长对着对讲机说，你们谁撤下来，我就撤了谁！”

指挥中心副处长刘玉裕回忆说：“31日那天，我的对讲机内全是呼叫0321的，0321是指挥台的代号，呼叫的内容大都是说民警们太累了，有些顶不住了。我就对他们喊，请不要报告你们有多艰难，我要知道的是你们那里是否稳定！当时有一个现场指挥员指挥不得力，吴沙局长就在对讲机内喊，我宣布，撤销你的现场指挥！”

来自湖北监利的打工妹李红霞不幸成为2008年广州春运中永无返程的旅客。本来李红霞听了宣传后，已经在1月29日退了火车票，决定留在广州过年，但31日听说铁路通了，就又产生了强烈的回家欲望，于是从同乡手中买了2月1日晚上8点的火车票。她太小了，年仅17岁，又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过年的时候难免想家。她要回去看望父母，看望离别快一年的乡村。

李红霞和姑父以及也在广州打工的哥哥李应龙住在一起。李红霞要回家的前一天，大哥李应龙赶上加班，第二天早晨在补觉。她怕打搅哥哥，起床后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屋子。哥哥李应龙没有给她送行，但他感觉到妹妹走了。可他做梦也想不到妹妹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李应龙是因为没赚到钱，觉得没脸回家才留下过年的。

李红霞跟曾祥均等8个老乡清早出门后，就赶到了火车站周边地区。下午3点左右，8个老乡被挤散了，李红霞和曾祥均等4人被挤到广场外围的省汽车站一带。当时省汽车站的客流量在7万人左右，全省很多地方的外来人员都是乘坐长途车在省汽车站下车后徒步进入火车站广场的。省汽车站距离火车站广场也就一刻钟的路程。

2月1日晚7点，挤在人流中的李红霞还给家里打电话，告诉父母说：“等我挤上火车，再给你们电话。”

到了晚上9点，省汽车站的人潮突然涌动起来，李红霞跟随人流朝火车站方向挤，突然间被身边旅客的行李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摔倒了。同乡曾祥均急忙去拉她，也被后面的人踩倒了。所幸的是，曾祥均的腹部压上了一只箱子，帮他承受了很多只踩踏过来的脚。然而李红霞却被掩埋在人潮中。

人潮稍稍散开后，人们才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耳朵和眼睛里全是血，紧紧地抿着嘴唇。她的包裹还在，跟父母通话的手机还在，临走时姑父塞给她的800块钱也在，只有她的生命丢失了。

这一天距春节只有5天，但渴望回到家乡看看的李红霞永远被阻隔在了2008年春节之外。

后来我查看有关资料，看到2月1日铁路方面确实恢复了运力，日发送旅客22.8万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也是滞留旅客最多的一天，粗略估计，当天滞留旅客超过了60万人。最高峰的时候，火车站广场周边地区就有26万多人。铁路恢复运力，不等于一下子就能把所有滞留旅客送走，这就需要有一个统筹安排、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一个理性引导旅客、逐渐放流的战术。

李红霞的死，谁该负责任？看起来谁都没责任，却又都有责任，对于这个责任的思考属于我们全社会。

 

 

根据市委书记朱小丹的指示，市局应急指挥部加强了宣传力度，他们购置了900个大喇叭，把各公安分局的宣传车全部调了上来，分布在广场周边的各个区域不间断地广播。市局宣传处制作了200多条标语，印发了宣传单。然而浩大的宣传攻势并没有阻挡住凌晨涌来的旅客。2月1日上午9点，火车站广场滞留的旅客仍在20万左右。

下午2点，旅客们收到广州市政府通过手机短信发布的公告，广州火车站已经无法在三五天内按照售出车票的日期发送旅客，真诚希望旅客留下来过年，旅客在10日内前往各退票点全额退票。这条消息显然是想消除铁路方面发布的消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此时的旅客已经听不进市政府的劝告了，他们信的就是铁路运力恢复，心里想的就是回家过年。到了下午4点，外围的旅客强烈要求进入广场，并向民警的防线发起一次次冲击。防线被冲得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到了傍晚6点45分，外围滞留旅客人数继续攀升，广场滞留旅客又突破24万人，指挥部决定对东广场分流放人。

1日晚7点30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再次来到市局视频监控中心，听取了铁路部门和广州市政府的汇报，再次强调火车站这段时间不能再售票了。

后来，汪洋书记来到视频监控室观看了监控大屏幕。他看到海水般的人浪无休止地拍打着民警组成的人墙，看到一个个倒下去的旅客和民警，终于忍不住了，立即召集铁路和公安等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明确要求铁路部门将火车站前的广场交给地方政府管理。

汪洋书记一槌定音。就是在这次会上，汪洋书记语重心长地对在座的指挥员说：“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对广州的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你们民警虽然辛苦，却是应该的。”汪洋书记还说：“如果处理得好，这里的一切就是经验，处理不好，这里的一切就是教训！”

这话耐人寻味。

吴沙局长告诉我说：“就是在这次会上，铁路方面开放了前面的广场，给了我们周旋的余地。”

当晚，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了解到广州火车站的危急局势，要求吴沙跟他通话。后来吴沙局长说：“市局春运指挥部没有直通公安部的专机，孟部长就把电话打到了省公安厅。”

晚8点以后，火车站广场各区域频频告急：中广场雨棚内有3.5万人等待进站，东广场1.5万人，立交桥下5万人，人民北路闸口处2万人，火车站东边的民航售票处3万人，省汽车站区域7.5万人……而这个时候，火车站内已经放入了3万人，这段时间不可能再放人进入站内了。

决战的时刻到了！

吴沙局长快步冲进视频监控室：“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市局春运指挥部的人员都到了，吴沙局长看着大家说：“同志们，现在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滞留旅客实际已经超过了40万人，而且春节一天天近了，旅客回家的心情更迫切，越往后压力越大。我们一旦控制不住局势，出现大范围骚乱，后果不堪设想，考验我们战斗力的时候到了！”

会议室内静得能够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

吴沙说：“秩序，一定要控制住秩序，决不能发生踩踏事件。将所有警力全部调上来，告诉全体民警，要全力顶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住秩序！”

接下来，吴沙局长具体部署了当务之急的工作，指示春运办的工作人员，要尽全力收集情报信息，时刻掌握铁路情况。同时要求春运办马上制定新的作战方案，立即采取分段截流、网格管控的措施，网格要尽可能画得小一点，不断朝外围延伸，尽可能分散旅客，决不能大范围集中。对孩子、老人、妇女，要设特殊通道，优先放行。外围加强交通管制，对车辆实行远距离远端控制，同时做好宣传疏导工作，让旅客知道真实情况，不要继续朝广场周边聚集。

最后吴沙局长说：“我马上向上级请示，争取向广州军区再借调部队的官兵增援！”

市局春运办主任黎宇轩向我透露说：“那天晚上，吴沙局长感觉形势非常严峻，召集应急指挥部成员开了个小会，他异常严肃地说，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谁也别干了。”

针对这个细节，我先后采访了在吴沙局长身边工作的几位指挥员，想听听他们对于2月1日晚的亲身感受。

春运办副主任戚凡科说：“当时吴沙局长承受的压力最大，他是总指挥。但他心里有压力，又不能跟别人说，只能一个人撑着。”

春运办副主任彭国安说：“吴沙局长沉着脸，很少说话，说话就是命令。在楼道跟他碰了面，也不敢打招呼。何靖副局长平时是个挺开朗的人，这时候也变得很可怕，他的身体偏胖，由于不断跑到广场一线现场指挥，他的脚上打起了血泡，脚面肿胀，连鞋子都脱不下来了。我当民警以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场面，好在有吴沙局长亲自坐镇，心里才踏实一些。”

·                                 那天晚上，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异常紧张，黎宇轩、戚凡科和彭国安几位指挥员一周内连轴转，每天最多能迷糊一个小时。黎宇轩发高烧，一个劲儿呕吐。彭国安也发高烧，拉肚子，由于浑身无力，加上心情紧张，有一次听到吴沙局长在楼道喊他，急忙从屋内向外跑，结果刚跑了两步就摔倒在地，旁边的人上前拉起他，他又趔趄着朝吴沙局长跑去。

彭国安接到吴沙局长的命令，冒雨到火车站广场跟一线指挥员联络。市局指挥处的一个女民警看到彭国安劳累的样子，担心他被雨淋后病情加重，忙跑上去给他打雨伞，却被彭国安一把推开了。彭国安说：“别跟着我，不好看，吴局长都没这么娇气。”

春运办副主任戚凡科说：“当时黎宇轩和彭国安都病了，我害怕自己再倒下去，那就乱套了。我就坚持着，一直守在视频监控室盯住大屏幕。后来吴沙局长看到我一刻也不眨眼，就说你这家伙要去迷糊一会儿，要不然你也会撑不住的。说实话，我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困了，也不知道饿，我已经不是我了，成了一台转起来就停不下来的机器了。”说到这里，戚凡科有些不满地说，“铁路那边的消息总是说三五天就能把旅客全部发送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熬了两个三五天了，情况还是这么糟，涌往火车站的旅客简直就是一条无序奔腾的洪流。”

危急时刻，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一直坚守在市局指挥部，并在晚上10点22分亲自指挥东广场和中广场分流。虽然分流成功，但由于省汽车站和市汽车站距离火车站太近了，源源不断的人流很快又把分流出去的空间填满了。

说到2月1日晚上，春运办龚文武记忆最深的，就是吴沙局长交办的作战图。自从吴沙局长在火车站广场平面图上画出第一张作战图后，黎宇轩、彭国安、戚凡科和龚文武每天深夜都要制定出一张作战指挥图。

龚文武说：“2月1日晚上制定的那张作战图，是我最难忘的。”

吴沙局长在会上的指导思想成为后来战术体系中的重要元素。龚文武在制作作战图的时候，就需要把吴沙局长的战术意图灌输进去。然而，每一个时间段滞留的旅客不同，等待的时间和心态不同，地理分布以及化解人群的难度不同，各单位的兵力部署也都在不断变化，在短时间内制作这种作战图，相当复杂和艰难。

龚文武首先了解了下一班各单位能顶上来的警力，然后划定大的外围控制区，请交警部门协助，立即对全市发布交通管制消息，提前控制外围。然后将东、西、中广场设定为核心控制区，将环市路大北立交桥至省汽车站路段，以及周边交界的人民北路、站前路、站南路等路口范围设定为中心控制区，将控制区以外设定为疏导区。然后根据地理位置，将各区域划分为9个责任区，24个管控网格，连夜派人按照图纸施工，在新一批旅客涌上来之前，将铁栅栏安装在管控区内，布好防线。接下来，龚文武又根据各区域的任务和难度，按照“公安牵头，其他力量配合”的方针布置了警力，并把警力数目详细标在图纸的各个管控区域上。

制作完作战图，天已经亮了，许多一线指挥员已经来到会议室，准备参加每天早晨6点40分的一线指挥员碰头会。

龚文武说：“那天早晨作战图发到指挥员手里的时候，纸张还是热的，是刚从打印机里抽出来的。”

由于火车站方面将广场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给市局应急指挥部带来很大的机动性。也就是从这张作战图开始，市局指挥部更加明确了一系列战术，能够充分施展“分段截流、网格管控”的措施。

2月2日凌晨，民警们按照吴沙局长的战略部署，从东起大北立交桥的民航售票处开始设立铁栅栏，西边到省汽车站旁的广园西路封闭。正南边人民路从流花路口开始封闭，站前路从站前横路开始封闭。然后把每条路上的旅客分成几段，就形成蓄水池一样的“池塘”，然后清空第一个“池塘”，再将第二个“池塘”的人流导入第一个，这就是后来的“分片切割、逐批疏导”的战术。

2月2日凌晨3点，火车站东边的民航售票处聚集了2万多人，这些旅客已经滞留了20多个小时，情绪有些失控了。市局应急指挥部在视频监视屏幕上发现这一险情后，通知现场指挥员放人，却迟迟不见行动，就派市局指挥中心副处长刘玉裕和龚文武到现场查看情况。

刘玉裕刚要出屋，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妻子打来的，就示意龚文武等一下。1月31日，他的岳母中风，颅脑大面积出血，送进了医院重症室。妻子不敢打电话，是岳父通知他的。当时他正指挥放人，只对岳父说了句我很忙，没等岳父把后面的话说完就扣了电话。深更半夜妻子来电话，一定有急事。果然，刘玉裕刚接听电话，就听到妻子的哭泣声。妻子说：“我妈……死了……”

刘玉裕愣在那里。一边的龚文武也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刘玉裕的眼圈湿润着，对龚文武挥手说：“走！”

采访的时候，龚文武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刘玉裕没跟任何人说。其实就在他岳母去世的前一天，因为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好，他还被吴局长骂了一通，心理压力一定很大，岳母死后都没回去看一眼。”

刘玉裕和龚文武跑到民航售票处，见到了现场指挥员。坚守这里的是市局便衣支队的200名民警。龚文武对便衣侦查支队支队长赵汉东说：“赵支，该放人了。前面的东广场刚刚清空了，你们区域赶快放人去填补。”

赵支队长说：“刘处、龚科，你们来得正好，按照方案，我们是该放人了，可你也看到了，现在放人太危险了！”

龚文武发现这个路段由东往西是个大下坡，天空下着小雨，路上很滑，而且路上垃圾遍地。

“为什么不清理垃圾？”龚文武问。按照程序，每次放人后，环卫工人要马上清理垃圾，以免下一批旅客涌上来的时候被绊倒。

赵支队长说：“环卫工人根本清理不过来。再说了，你看我们后面还有多少人？我这个口子一开，后面的兄弟肯定顶不住了。”

赵支队长说的后面，是指从民航售票处对面的环市路往东几百米远的路段，那里已经聚集了4万多旅客，番禺公安分局400多民警死守在那里，也快顶不住了。如果赵支队长前面的2万人放流后，后面的4万人在雨里等候了那么久，一定会疯狂地朝前面涌，局面很可能失去控制。

赵支队长是位很有头脑的指挥员，他说：“放人是肯定要放的，要想办法分散压力。”

这句话提醒了刘玉裕和龚文武，于是决定采用吴沙局长说的“分段截流”的战术。刘玉裕当场向指挥部作了汇报，得到了指挥部的批准。刘玉裕和龚文武亲自指挥，挑选了200名身强力壮的民警组成尖刀队，对2万多名旅客进行分割。民警们快速穿插进人流中，像切豆腐块一样，将人流切割成三块，看起来就像三个蓄水池。最前面的两个蓄水池，是赵支队长把守的2万人，后面的大蓄水池是番禺公安分局把守的4万人。民警们本来想把前面的2万人平均分开，然而在穿插的时候旅客拥挤严重，结果靠近车站广场的第一个蓄水池内有1.5万人，而后面的那个只有5千人，再后面就是4万多人的大池子。

重新切割已经来不及了，刘玉裕果断下达放人的命令。闸口打开了，人流奔腾，民警们举着喇叭喊叫慢点，旅客们根本听不进去。由于长时间站立，许多旅客两腿僵硬，走路磕磕绊绊的。负责救人的民警小分队紧张地盯住人流。在救人过程中，有一位民警被人流卷进去了，龚文武发现后，大喊一声：“快！把他捞出来！”几十位民警不顾自己的死活，一起冲进人流，围成一个圈子保护着倒地的民警，人流中立即形成了一个大漩涡。

龚文武告诉我说：“那位兄弟被救出来的时候，警服上满是带泥的脚印，脸上还有血迹。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然后看着大家，感谢地笑了笑，连声谢谢都没说出来，又转身回到他的岗位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位兄弟叫什么名字。”说到这里，龚文武把身子扭到一边，不想让我看到他的泪水。

放完人后，赵支队长喘了一口气说：“终于搞定了这批！”

此时马路上遍地都是旅客的行李箱子、鞋子和袜子，还有孩子的尿布和小毛巾被。龚文武说：“那景象惨不忍睹。”

按照方案，第一个池子清出来后，就轮到把后面的5千人倒进第一个清空的池子里。这不是难事，可这5千人上去后，后面的4万多人看到前面两个池子空了，肯定会朝前面涌动，就凭番禺公安分局的警力，不可能控制住局面。龚文武说：“这几万人一旦动起来，想把口子扎住就难了。”赵支队长点点头。龚文武又说：“这5千人原地不动，给后面4万人一个假象，前面根本没有放人，这样他们的情绪就相对稳定一些。咱们想办法，从4万人的尾部放流。”

于是，刘玉裕和龚文武协调便衣支队的民警们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拼命顶住第二个“蓄水池”内的5千名旅客，另一部分绕到4万旅客的尾部，引导旅客掉头向南，经过站前横路、站前路，走了一公里多的路程，进入广场。一路上，民警们选择了“S”形行进路线，使奔腾的人流减缓了速度。

等到把铁板一块的4万旅客化解掉，民警们才回过头去，把作为屏障的5千名旅客直接放入广场。

“S”形放流成为后来民警们放人时使用的“八大战术”之一。

戚凡科告诉我，2月2日晚上，他也是使用了“S”形放流路线，成功化解了一次危机。当晚11点多，朱小丹书记到指挥部视频监控室，看到何靖副局长和戚凡科正站在大屏幕前指挥放流大北立交桥下滞留的5万多旅客。想起戚凡科曾经一次放了3万人的事，怕他这次又一下子放完了，忙上前提醒说：“人太多，先放一半，记住，放一半啊……”

命令刚刚发出，一道口子打开，大屏幕上只见滚滚的人流扑面而来，朱小丹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两排武警官兵站在浪头前面，面向人流慢慢退着，把人流牵引到中广场。这个战术，后来被定名为“牵引式行进”。

中心广场很快蓄满了人。朱小丹书记操控着视频监视镜头的遥控器，看着一个个分镜头。屏幕上显示，东广场黑压压有2万人，西广场还有一点空地。他回头问戚凡科：“能不能把东广场一部分人引到西广场？”

西广场的空地其实是给安置在琶洲会馆的旅客预留的。由于省长途汽车站距离火车站太近了，从那里涌往火车站的旅客给火车站广场造成太大的压力，市政府决定将在省汽车站停靠的长途车改在琶洲会馆停靠。从2月1日晚11点开始动用地铁专列，把安置在琶洲会馆休息的旅客发送到火车站广场，经地下通道直接进入西广场。

戚凡科想了想说：“能。咱们趁地铁专列还没到，临时安置东广场上的人，减缓东广场压力。”

戚凡科当即拿出一份广场地形图，跟几个指挥员一起详细商定转移计划，利用广场的岗亭、立交桥的柱子等建筑物，制定出了一个“S”形转移路线。3日凌晨1点整，戚凡科正式下达了转移命令。直到3点，朱小丹书记看到广场局势趋于平缓，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去。

后来我查阅了市局指挥部2008年春运安保大事记，发现1月31日、2月1日、2月2日三天，每一个时间段都是惊心动魄的。也正是这三天，在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市长张广宁、公安局长吴沙等领导的直接领导指挥下，民警们成功地使用“八大战术”，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危机。

这“八大战术”后来总结为：一、网格管理、分段截流；二、钟摆式疏导；三、“S”形行进；四、箭形插入形成人墙分割人群；五、分片切割（逐批疏导）、清池塘式分流；六、少量多批挤牙膏式（渐进式）放行；七、牵引式行进；八、外围管制。

后来朱小丹书记说：“总结起来，可以用四句话概括：科学划线、分区安置、有序疏导、控制外围。”

国家有关部门将把“八大战术”作为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典范向全国推广。

·                                 危难受命，

 

吴沙局长说，2月1日其实是2008年春运安保战役的“拐点”，2月2日是决定胜利的关键一天。这两天里，广州军区某部的装甲旅和特战大队上来了4000多官兵，带队的是钱副参谋长。吴沙局长说：“后来我一问，是我父亲的老部队，我当时精神一振，感觉老父亲的在天之灵在保佑我。”

再后来，预备役、保安队、司法警也都上来了，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2月2日早晨8点，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从湖南郴州长途跋涉到达广州，立即赶到市局应急指挥部视察。看到广州火车站危急的局势，决定留下来坐镇指挥，并立即召集省公安厅、铁道部公安局、广铁公安局、广州市公安局等单位召开紧急会议，从火车运力矛盾、滞留旅客数量、旅客和民警承受的压力、气象条件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广州火车站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决定由广州军区、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广铁公安局、武警广东总队、武警广东某师、广州警备区、边防广东总队等单位组成联合指挥部。

谁来担当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刘金国副部长的目光落在广州市公安局长吴沙身上。“这个总指挥非他莫属呀！”

当天，以吴沙局长为总指挥的联合指挥部就在广州市公安局流花地区视频监控中心成立了。上午9点10分，解放军总参谋部副部长马晓天率领四总部联合工作组，在广州军区副政委王济堂的陪同下，来到了市局应急指挥部。随后，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政委张阳、副政委张汝成、参谋长徐粉林等首长，相继来到视频监控中心，与市委书记朱小丹等领导一起研究广州火车站旅客滞留的形势。

大部队拉上来后，后勤保障成了问题。龚文武回忆说，2月1日，预备役上来3000人，都是通知到各家各户，然后自动到火车站对面的站前路“新大地宾馆”报到。人员到达时间不同，负责接洽工作的龚文武只好采取随来随编队的办法，够100人就列队上阵，直接到一线协助民警组成人墙。2月2日晚上，广州军区的大部队开进来，由于他们不是本地的，对广州城市的路线不熟悉，又赶上下大雨，军区作战科长跟龚文武取得联系后，却说不明白具体方位，龚文武只好根据作战科长提供的线索，跑了几个地方才找到他们。龚文武说：“我一看傻了眼，4000人呀，军用卡车排了一里路，别说安排人员住宿，就是卡车停放都找不到地方。后来我安排一部分卡车停在交易会馆院子里，另一部分开进了中山纪念堂，然后连夜联系交易会馆，准备了4000张木板给官兵们铺床。”

最让龚文武头疼的是吃饭问题。2月2日凌晨3点，部队有700名官兵换岗撤下来，可昨晚的晚饭还没吃。要在短时间内解决700人的吃饭问题，只能吃快餐了。龚文武跑到外面一家连锁店敲门，把店内仓库的速食面都拉走了，还是不够，又给另外的快餐店打电话请求支援。速食面凑齐了，可没有开水泡，总不能让官兵们干啃方便面吧？龚文武又跑到交易会馆求援，让他们食堂的师傅爬起来烧开水，总算让官兵们吃了一碗热面。

装财处万露霞处长是位女警官，有着男人的干练和爽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率真地说：“平时工作，我们要请示汇报，听领导的指示，可春节那几天，没人给你指示，吴沙局长大事还忙不过来，哪有工夫听你请示报告？我自己每天跑到指挥部看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我看到民警的鞋子袜子湿了，赶快想办法买袜子和雨鞋。看到民警没时间吃饭，就送上牛奶和八宝粥，让民警装在兜里，得空就吃。”

装财处有130名民警，有110人上了一线筑人堤，家里只剩下20人，负责保障市局机关在一线指战员的吃饭问题，还要保障一线民警的物资供应，将防寒服、多功能服、雨衣、手套、雨鞋、袜子、手电筒等等，及时送到民警和解放军手里。只要是一线指战员需要的物资，他们就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组织采购和运送。2月2日，雨越下越大，越秀公安分局准备的10万件一次性雨衣无法满足火车站广场旅客的需求。万露霞处长从市局党委副书记高小燕那里得到信息后，立即跟当地一家伞厂联系，紧急购买了2000把雨伞，送到了流花地区交易会馆前派发，并把写有“风雪无情人有情，人民警察爱人民”的大幅横标挂了出来。风雨中，万露霞处长将一把把雨伞塞到滞留旅客手中，让在场的旅客很受感动。许多旅客看到只有万露霞和另外一个民警在雨中派发雨伞，主动走上去帮忙派发。万露霞处长说：“我当时觉得咱们中国的老百姓真好，那么大的场面，我开始担心会引起混乱，可没想到派发工作非常顺利，仅用了十几分钟就把2000把雨伞和其他物资分发完了。”

第二天，广州各大报纸几乎都刊登了万露霞处长亲自写的那幅标语：“风雪无情人有情，人民警察爱人民。”

在火车站周边上岗的民警，都是各公安分局抽调上来的，他们的吃饭问题都由分局负责，市局机关服务中心只是负责保障市局指挥部人员和机关的民警。但部队上来后，后勤保障都交给了机关服务中心。有一天晚上，武警广东某师需要1410份速食面，从接到命令开始采购，到送到武警官兵手里，只用了两个小时。平时机关服务中心都有送餐的紧急预案，跟很多快餐店也有合同，但是春节前夕，一些快餐店都没人了，机关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只能去超市和副食店挨家挨户敲门。

梁家超主任说：“这次春运安保的后勤保障任务太艰巨了，2月3日和4日，每餐送饭都在1万份以上，大家不分早晚，几乎连轴转，9台货车装满了小山一样的盒饭，从早晨6点开始就穿梭在火车站和琶洲会馆之间。因为人手短缺，膳食部的老民警罗卓忠和郭润泉都快60岁了，却成了送餐的主力。司机董颖智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接到家里通知的时候，他正要出发给部队官兵送饭。他没跟任何人说，等到完成任务才回家。把母亲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已经错过了抢救机会，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老母亲走了。

多兵种联合作战，通信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便于多兵种统一指挥，吴沙局长给每一个单位的部队指挥员身边都配了一名公安指挥员，他的命令能够点对点直接传达给公安指挥员，然后通过公安指挥员转达部队指挥员。同时要求联合指挥部的指挥员在给各单位部署任务的时候，要区域明确、责任到人，谁不听指挥，就地免职。

联合指挥部跟所有单位的指挥员都使用对讲机联络，市局科技通信处给各单位指挥员总共发放了100多台对讲机，每天有6000台对讲机同时使用。一些部队、预备役和联防大队的指挥员不会使用对讲机。对讲机发射时间不超过3分钟就需要停顿，有的人开机后摁着开关不松手，还有的人根本没有开机就说话。技术民警一次次跑到现场给他们纠正。当然，最常见的是通话用语不规范，只是在对讲机里焦急地喊叫“快点快点，我这儿挺不住了”，却不知道报告自己的代号和方位。这些问题都需要技术民警去解决。

在如此众多单位联合作战的情况下，公安通信网没发生任何问题，事后大家都说市局科技通信处是“永不消失的电波”。

吴沙局长告诉我：“我们给部队做好保障是应该的，他们上来后非常有战斗力，我把旅客最拥挤的省汽车站交给了成建制装甲旅，他们扛着红旗打穿插，呼啦一下子就切割开几万人，打头阵的全部是军官，很壮烈！”

联合总指挥部成立后，吴沙局长每天指挥调度的兵力都在4万多人次以上，却从来没遇到过有令不行的情况，各单位指挥员对吴沙局长都很尊敬，对他在危急关头表现出的镇定和临场指挥能力表示钦佩。

广州军区某部钱副参谋长带领所属部队进驻联合指挥部的时候，市局春运办的工作人员把一张写有“广州军区指挥部”的纸牌贴到他们门外，钱副参谋长当即要求重新打印，将纸牌改为“广州军区指挥组”，并对身边的指战员说：“你们记住，我们只是指挥部下设的一个组，前线指挥部只有一个总指挥，就是吴沙局长，一切都要听他指挥。”

·                                 生死关头夫妻上阵筑人堤，

 

在广州市公安局2008年春运安保战役里，有这样一组数字值得记录下来：民警单班上岗人数12000人，最长上岗时间50多个小时，用血肉之躯救助了6000多名旅客，帮助2300名旅客找到了失散的亲人，有69名民警的直系亲属去世，夫妻民警一齐上阵的有677对，在工作中病倒和受伤的有177人，市局三级警监以上的高级警官166人战斗在一线……

在这组单调的数字后面，是一个个悲壮的场景，一行行感人的热泪。

越秀公安分局巡警二大队民警任显伟连续执勤10多天，累病后仍咬牙坚持，后来咳嗽不止，许多人劝他下去休息，他总是说等顶过去这一班再说，最后竟然大口大口地吐血，这才被送往医院。

而1月31日，注定要成为许多民警最伤心的记忆。这一天，大量旅客受媒体误导，重新涌向广州站广场，造成多区域警力不足，老弱病残的民警都作为人体沙包，投入到了滚滚人流中。

31日凌晨5点，白云区公安分局同德派出所民警卢达飘接到通知，让他立即赶到派出所。1月30日他上岗的时候，就感觉头昏脑涨，现在觉得病情加重，脑袋像要裂开似的。但他还是告别了睡梦中的妻子和女儿，到派出所随队出发了。他们被分在省汽车站周围负责疏导旅客，这里的人流最多，他的嗓子都喊哑了。下午2点，他换班下岗后，赶忙跑回家给手机充电，刚吃了一点东西，很快又接到电话，赶回派出所待命。这时候他已经感觉头晕恶心，实在挺不住了，同伴就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广州军区总医院。他知道现在一线警力吃紧，赶忙催促同伴回去。同伴刚走不久，他就开始呕吐，险些昏迷。

医生立即检查，发现他脑部左侧枕叶动静脉呈畸形，引发了脑出血。医生说：“他的病因主要是长期疲劳，没有充分休息造成的。”

越秀公安分局站南派出所民警易行，自今年春运开始就一直在火车站广场一带执勤。家里一次次给他打电话，说他的父亲不行了，让他赶快回去看一眼，可随着春运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他根本撤不下去。虽然不能回家，但他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父亲，祈祷父亲能够挺过去，等到他回家的那一天。然而，1月28日上午，易行正在省汽车站天桥上把守闸口，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弟弟打来电话，他的父亲走了。易行顿时声泪俱下，身子晃了晃差点摔倒。派出所领导得知消息后，硬是逼着他回湛江处理父亲的后事。易行带着妻子回家，给父亲简单处理了后事，听说火车站形势严峻，立即返回广州，31日一早就出现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跟民警们一起组成了坚固的人墙。

也是31日，天河交警大队民警刁春标的妻子因病在医院抢救，他接到火速上岗的命令后，立刻离开医院赶到火车站广场。这一上岗就是几十个小时，到了2月1日下午3点，他接到家里的电话，妻子已经在医院静静地走了。

还是31日，白云公安分局民警谢启华早晨7点出门的时候，老母亲突然发病，他赶忙让妻子送母亲到离家不远的医院诊治，自己赶到火车站广场执勤。上午8点30分，妻子打电话说母亲病重，已经转到另一所医院抢救。谢启华心里非常焦急，可自己坚守的闸口处一次又一次遭到旅客的冲击，形势非常危险，他撤不下去。到了下午6点左右，人群开始冲击防护线的铁栅栏，并且高喊着“回家、回家”，民警们急忙组成人墙，用身体顶住铁栅栏。就在这个时候，谢启华的手机响了，妻子在电话里哭着说：“启华，妈……妈死了……”

谢启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短短的一天时间，母亲就走了？

我在采访谢启华的时候，他的心情还是那么沉重。他告诉我说：“当时面前的旅客还在大声喊叫着回家，我真想冲他们喊一声，我也想回家，我要回家看我死去的妈！”

我立即结束了对谢启华的采访。我不想再勾起他的悲伤。

在我采访的一线民警中，有好几对夫妻民警，他们在火车站广场最危急的时候，夫妻双双上阵，同生死共患难，相互之间那种深沉的爱和无尽的牵挂感人肺腑。

越秀公安分局便衣大队大队长朱永章，28日在广场执勤的时候，由于连续几天的劳累，旧患复发，大面积出血，裤管都被血染红了。分局领导逼着他下去休息，但回到家后，听说火车站广场上滞留旅客突破26万人，立即给单位打电话，让人开车来接他：“我搞了好几年春运，对那一带的情况很熟悉。”

朱永章刚到春运指挥部，就被何靖副局长看到了。何靖副局长正到处抓人抓不到，他对朱永章说：“你快去东广场，把那里几个单位的力量整合起来，把4万人切割成两部分，转移2万人到外围的大北立交桥下，给东广场腾出一块空地。”

朱永章带领民警对人流进行切割，但人群太密集，民警们穿插到人群里，就像钝刀子切肉，根本切不动。很快，朱永章的旧患处又流血了。有一个旅客因为被切割到外围去了，抓住朱永章的衣领说：“我要投诉你！”

朱永章说：“如果我能接到你的投诉，我会很高兴，因为那时候你们已经安全离开这里了。”

准备放人的时候，朱永章又是救人小组的负责人，这是最危险的工作，就等于敢死队。朱永章告诉我：“我妻子是巡警二大队的，当时也在现场帮助维持秩序，每次看到我冲进人流救人，她的心就悬起来了，担心我被人流卷进去。她撤下去后，我还在广场坚守着，她就不间断地给我打电话，问我的病怎么样了。后来我干脆告诉她说，别打搅我，我下岗睡觉了，她再也不敢给我打电话了。”

花都区公安分局民警曾燕芳和丈夫李建勋在31日早晨7点同时被调往火车站西广场天桥一带增援。曾燕芳负责维持秩序，防止旅客冲击防护栏，一个愤怒的旅客把果皮砸在她脸上。她顾不上自己脸上的疼痛，眼睛一直看着远处的丈夫。这几天，李建勋的胃病复发了，她临走的时候给他兜里塞了药，不知道他吃了没有。这时候，雨越下越大，地上到处是积水，民警们的鞋子和袜子都湿了。曾燕芳心里就想，寒从脚下生，丈夫的脚长时间泡在冷水里，胃能不疼吗？

终于等到下午1点多，后方送上了午餐。午餐时间20分钟，她顾不上吃午餐，跑到丈夫身边，给他脱了鞋子和袜子。丈夫的鞋子里灌满了水，脸色很难看，她却想不出好办法，一时急得哭了。突然间，她看到远处的小卖部，心里有了主意，跑过去买了一卷卫生纸，从地上捡起塑料袋，跑到丈夫身边，把他的脚用卫生纸擦干，然后里三层外三层用卫生纸包裹起来，再套上塑料袋，一双特殊的袜子诞生了。

看到妻子一身雨水，李建勋把一份盒饭塞给她，不由分说地抓过妻子的两脚，给她也做了一双袜子。

很快，午餐时间结束了，两个人都必须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临走时，她拉着丈夫的手叮嘱说：“老李，保重！”

黄埔公安分局刑警队民警杨新和户政科民警赖小玲也是一对夫妻民警。1月27日那天上午，他们带着儿子去逛街，准备给儿子买过年的礼物。还没走进商场，他们各自接到了单位电话，命令立即增援火车站广场。夫妻俩二话没说，让儿子一个人坐公交车回家，他们分头赶回各自的单位。儿子上小学四年级了，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坐公交车回家，心里很害怕，在公交车上把手一直插在兜里，紧紧握住家里的钥匙。

杨新和赖小玲一上岗就是32个小时，赖小玲的爸爸、妹妹和妹夫都是警察，也都在一线各自的岗位上坚守着。2月1日，杨新和妻子都在中广场对面的防线坚守，旅客冲击防线的时候，杨新作为人堤堵在前面，防线被旅客冲得摇摇晃晃。本来赖小玲和其他几个女民警负责疏导旅客的工作，看到杨新那里吃紧，忙跑上去顶在杨新背后，说：“老公，我在你后面呢！”

杨新听到妻子的声音，心里一热，他知道如果旅客冲破民警组成的人墙，他身后的妻子也将被人流淹没，于是他咬紧牙关说：“放心吧，我顶得住！”

采访中，赖小玲对我说：“很多夫妻虽然都在火车站，可好几天见不到面，我和杨新能在一起就很幸运了，就算是死，也能死在一起！”

赖小玲并没有多谈他们夫妻在一线的经过，说民警再苦再累，都不如那些旅客苦，他们太惨了。有一天，赖小玲看到一位被人群挤到一边的妇女，坐在地上浑身颤抖，她的女儿在母亲后背上一边搓揉一边说：“妈妈你怎么啦？你没事吧？”

看到这个情景，赖小玲急忙跑过去，找了一些姜汤给那位妇女喝，并安慰那个女孩子。“女孩也就六七岁，很懂事，我当时看了，心里酸酸的。”

也许是女性特有的母爱，许多一线的女民警自觉地承担起照顾旅客孩子的任务。

2月2日早8点，黄艳莉、梁莉、彭谨等五六位女民警在站前路口疏导旅客，发现人群中许多父母担心孩子被踩踏，都把孩子托在头顶上，孩子像在海浪上漂浮的小船一样，随时都可能倾覆。于是，几个女民警急忙站到铁栅栏上，让旅客帮忙，把一个个孩子传接出来，然后放在“南北美食楼”前面，成立了临时幼儿园，帮助旅客看管孩子，等到放流后他们的父母进入中心广场的时候再来认领。

离开父母的孩子大都感到恐惧，有的哭闹不止，女民警们还要想办法哄孩子。为了防止孩子被冒领，她们提前问清孩子的年龄、父母的姓名。有的孩子知道父母的电话，她们就打电话安慰孩子的父母，告诉父母们，孩子在民警这里非常安全。

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梁莉无论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个男人来接他，梁莉问男孩，这是你爸爸吗？男孩摇头。后来那男人带着一个妇女走过来，梁莉又问男孩，这是不是你妈妈？男孩还不说话。梁莉有些犯难了，情急之下，看到男孩脖子上戴了一根项链一样的饰物，就问那妇女：“你孩子胸前戴的什么？”妇女回答后，梁莉从孩子怀中掏出来一看，果然是，这才把孩子交给他们。

梁莉向我讲述这些的时候，情绪很激动，她说：“我女儿才三岁，我也是一个母亲，我能够体会父母们的心情，所以我们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

其实苦累的不仅仅是一线民警，坐镇指挥部的领导们，在这10多天里，也经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重压，只是一般的人很难走近他们，了解他们。

有一个人了解这些事情，她就是广州市公安局外事办主任张凌云。

当时，广州军区的部队上来后，部队的指挥员以及许多亲临市局春运办坐镇指挥的上级领导的饮食问题都需要考虑，吴沙局长就打电话把张凌云调到市局指挥部，于是她就有机会跟众多的领导接触，亲眼目睹了决战时刻那些领导们的风采。

我问张凌云：“吴沙局长那几天精神状态怎么样？”

张凌云想了想说：“几乎每天不睡觉，两只眼都有一个大黑圈，像大熊猫。”

公安部刘金国副部长、治安局何桂复局长，还有省公安厅张永强副厅长，挤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内，屋里整天乌烟瘴气的，满地是烟头。有一天，张永强副厅长走出屋子招呼张凌云：“老妹子，给弄杯水喝，渴死我了。“

他们的那间小屋，一般没人敢进去，所以也就常常被人遗忘。

刘金国副部长忙到半夜，说他饿了，张凌云找了一块干巴巴的面包。刘金国副部长看都不看，抓过去就吃。

张凌云说：“半夜里，我见得最多的，就是吴沙局长跟朱小丹书记在指挥监控中心对坐着抽烟，一句话不说。”

他们心里都很沉重。

4日凌晨，朱小丹书记要离开的时候，突然问戚凡科：“你觉得这个局面还能坚持多久？”

戚凡科说：“我觉得快要看到曙光了。”

早晨6点钟，朱小丹书记回来了，见到戚凡科就说：“让你猜对了，我看到太阳了。”

事情确实蹊跷，一连下了十几天雨的天空，在4日这天出来太阳了。

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市局春运办副主任彭国安说：“那些天，吴沙局长的脸一直阴沉着。但是2月4日那天，吴沙局长第一次露出了笑脸，大家看到吴沙局长笑了，心里就像有块冰坨一下融化了，也都跟着笑了，但转过身子，我们却都哭了……”说到这里，大颗的泪滴从彭国安的眼窝滚落。

春运安保工作结束后，彭国安跟着何靖副局长又转战到广州花市的安保工作中。“我和何靖副局长走在花市上，花市来来往往也有10万人左右，我们却没有任何感觉。就像闯过大海的人遇到了一条小河，很容易就过去了。”

吴沙局长坦率地告诉我：“每一次放人，我在大屏幕上都能看到民警倒下去的场面，他们太累了，是我命令他们不准撤下来的。还有许多民警失去了亲人，我也是一个失去父亲的人，我知道失去亲人的那种痛……”

说到这里，吴沙局长流泪了。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其实我在指挥部就偷偷抹过眼泪，按说我作为一个总指挥是不该这样的，可我心里难受。虽然我们现在胜利了，可我心里很沉重，我对不起那些民警呀！”

我问吴沙局长：“4日那天，指挥部的人看到你笑了，他们都跟着你笑。可我听他们说，背过身子的时候，他们都忍不住哭了，你知道吗？”

吴沙局长愣了一下，摇头。随即，他的眼窝里又蓄满了泪水。

男儿有泪不轻弹。吴沙局长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他的泪水，一下子拉近了我跟他之间的距离。

后来何靖副局长告诉我，火车站广场的危机化解后，吴沙局长专门跟他说：“今后要教育我们的民警，用最大的热情服务于人民群众。在那么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火车站广场附近的麦当劳、肯德基，还有宾馆，竟然毫发无损，群众是值得信任的。”

何靖副局长的话让我想起六榕派出所教导员张俭告诉我的一个细节。

2月5日，张俭负责放行火车站广场滞留的最后一批旅客，大约有1000多人。这些人通过闸口后，突然回头恋恋不舍地看着民警们。片刻后，旅客们朝民警们鼓掌，掌声雷动，有的人走出很远，还频频向民警招手。

张俭说：“我当时看了看广场的地上，到处是旅客丢弃的鞋子和行李，他们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要回家过年。他们挣扎了几天，吃了那么多苦，终于安全地回家过年了。我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在心里说，走好，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兄弟姐妹！”

 

 

几天来，我一遍又一遍整理采访素材，也一次又一次被感动得热泪长流。如果说广州市公安局2008年春运安保工作遇到的是空前的挑战，那么我这一次的写作，面临的也是一次最艰难的选择。这些民警们几乎做的同样一件事，说的同样一句话，我却无法用一个完整的故事把他们串联起来。

他们属于一座群雕。

最初我跟许多人一样，对于那些滞留的旅客提出质疑，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家？采访结束我得出答案：他们每个人都有回家的理由，有的人在外打工几年没有跟妻子儿女团聚了，今年早早就告诉他们要回家，于是一家老少都在翘首期待着；有的人老父老母年迈有病，过了这个年，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他们要赶回去陪陪老人；有的人是带着没有结婚的恋人，送回家让父母过目；还有的是揣着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行囊里装满了给妻子儿女和老人们的礼物，要回家证明自己……

有人说，2008年广州站春运，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大决战，最后人战胜了自然。我说不全对。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不但战胜了自然的挑战，而且最终战胜了自己——我们的民警战胜了自己，我们的旅客也战胜了自己。

在采访中，很多民警告诉我危机过去后，他们都睡不好觉，甚至噩梦连连。

黎宇轩说：“我闭上眼睛，眼前就是黑压压一片人，怎么也睡不着。”

彭国安说：“我老是做梦，有人喊我，彭支，那里危险了，赶快增兵！”

龚文武说：“我睡觉总是被吓醒，觉得忘了绘制作战图，醒来一看，枕头都被汗水打湿了。”

……

这就叫惊魂未定。并非是坏事，可以让我们居安思危。

其实，我们在战胜灾难的时候，有关部门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反思国家应急体系的弊端，提高国家处置公共安全危机的能力。否则，我们在百年不遇的雪灾冰冻面前打了胜仗，却可能在另一种百年不遇的灾难中吃败仗。

春运保卫战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可警民一心共赴危难的无畏精神却将长久地激励当事者和后来人！

 

（作者简介：衣向东,小说家、编剧，山东栖霞人。获过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八届金盾文艺一等奖，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现为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桂林师专客座教授。）

 （来源：《啄木鸟》杂志）